母 校,照 亮 我 的 人 生
母 校,照 亮 我 的 人 生
莎 仁
今天,一个电话把我传到了呼伦贝尔市校友座谈会上。让我惊喜的是,我们预备部二年级爱戴的老师坐在席间,还有三位年轻老师。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,我直奔老师,与他们紧紧拥抱,与同学们大呼小叫。真幸福!这种情景只有在师生和同学久别重逢后才会有,其它的地方找不到这种感觉。一天来,我沉浸在对母校的回忆之中。毕业快40年了,在校时的情景还依然是那么清晰。
1964年,向往艺术的我只身赶赴内蒙古艺术学校初试、复试考场。考场设在舞蹈排练厅,老师们在前面一排就坐,最中间坐着包玉山老师。我的一曲又唱男声又唱女声的《逛新城》,赢得了老师们的笑声。包玉山老师托着下巴,笑咪咪地按节拍晃着脑袋,打着拍子。我的紧张感一下子就没有了,就这样,我成为了内蒙古艺术学校的一名学生。
那时的母校没有楼房,但它却是我们心中的金色殿堂。我们有温馨的小琴房。上世纪60年代,没有几个孩子见过钢琴,可我们小小年纪就坐在琴房里,弹钢琴了。我的专业老师张旭东老师喜怒分明,课堂上对我们很严格,生活中对我们又和蔼,又关心。会课弹的好,她会非常高兴,弹的不好,她的脸就会沉下来。她的琴弹得非常好,那又白又柔软的手指在琴键子上飞舞的样子,至今记忆犹新。琴房里各种乐器声,各种歌声此起彼伏,颇具诱惑力。我们刚10来岁,像小猴子一样善于摹仿,我们边弹着琴,边能轻松地听会大班学生唱的许多歌,学会大班同学表演的剧目。比如话剧《恶狗坟》什么的,还有舞蹈,晚上我们在宿舍都会轮番演练,很过瘾。大班学生的扬琴、三弦之类的乐器,我们得空也会偷偷敲打拨拉几下,有些技能是玩着学的。因“文化大革命”只学了两年专业的我们,分配到乌兰牧骑,能唱、能跳、能弹,成为一个一专多能的演员,都是在学校打下的基础。我们干的都蛮出色,没给学校丢脸。
我的母校,有整齐的教室。老师为我们传授语文、算术、历史等各科文化知识,老师们的课,讲得异常精彩,以至于下课还不想离开教室。我改行之后,从政这么多年,之所以能拟稿行文,比较轻松,与在学校打下的文化功底分不开。
我们有宽敞的礼堂。那是我的观摩艺术家表演的好场所。著名舞蹈家贾作光曾光临我校,并一脸笑容地抖着碎肩步入礼堂;舞蹈家斯琴塔日哈,那让满台生辉的筷子舞;白铭老师味道浓郁的鄂尔多斯舞;还有李淑英、薛俊莲的顶碗舞等,至今都历历在目。我们这些预备部的孩子们,就是在这种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。我们还有温暖的学生宿舍,一个宿舍住8个同学,地中间的小铁炉子烧得很旺,学校分白糖时我们把茶缸摆满炉盘熬糖稀,其乐融融。我们年纪小,得到老师生活上的关照最多。管理预备部的乌云毕力格图老师常抱着劈好的劈柴送到各个宿舍。我们的班主任吴葆娟老师年轻又和蔼,常帮助我们小女生洗头、洗澡,管理我们的零花钱。大班的同学帮我们小女生缝被子,帮小男生剃头,温暖和谐的氛围让我们生活得十分快乐。放假回家一个月,没到开学就急着想返校,看老师,见同学。我们还有富有爱心和高超厨艺的食堂大爷。范大爷怕我们在外面吃饭呛风,总是用疼爱的眼睛瞪着我们喊:“回咯,给我回屋里吃咯!”大爷们做的过油肉、包子、莜面,还有大枕头般的馒头,都是我们的最爱。现在虽然生活好了,可再也吃不到那样的美味了。
我家四口人都从母校走进又走出。我和丈夫韩清树和女儿都是艺校毕业生。儿子在内蒙古广播艺术团工作,边工作边在母校进修作曲,艺校培养了我们一家人。
虽说我已改行,从事妇联工作多年,但无论到哪儿,无论何时,艺术专长都在直接、间接地帮助着我。深入基层时,歌声会拉近我和农、牧民妇女的距离,与同行开会、办班,联欢时,我的歌声、舞蹈、晚会主持会帮我迅速传递友情,融洽关系,许多人都会立刻记住你,熟悉你,使你脱颖而出。这一切都是母校——神圣的艺术殿堂塑造了我。今天,校友座谈会上,老师们带来的《内大艺术学院》报,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母校,我们为此骄傲。
我们的许多老师,大多进入高龄,仍在精力充沛地为艺术事业忙碌奔波,这给我这个已经退休的学生提了一醒,人决不能因退休而变得麻木。老师,永远是我们尊敬的老师,学校,永远是我们深爱的学校。
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。